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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0月18日，雾霾笼罩京城。早餐刚过，老专家沙博理走完了99年极富特色的人生历程，在自己的家里安静地走了。

就在两个月前，他作为唯一一位中国籍的外国人获得了国家级荣誉——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每年，这个奖由国务院领导人专门颁发给致力于推动中国文化传播的外国翻译家和出版家。沙博理早年毕业于耶鲁大学，后来成为律师。20多岁来到中国，一住就是70多年。一位加入了中国籍的美国人，获得这个奖项的确是实至名归。也是多年来这个奖项获得者中绝无仅有的集翻译、写作和出版为一身的大师级人物。

他首先是一位翻译家，除去《水浒传》，他翻译最多的是反映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现当代作品，如《新儿女英雄传》，著名作家巴金的《家》、茅盾的《春蚕》以及《林海雪原》、《保卫延安》、《创业史》、《月芽》、《孙犁小说选》，从而享有“红色经典中国翻译家”的美誉。他又是一位作家，主要作品有自传《一个美国人在中国》、《我的中国》以及《四川的经济改革》、《中国封建社会的刑法》、《中国古代的犹太人—中国学者研究文集点评》、《马海德传》等，且都以多种文字在国内外出版发行。他还是一位外文编辑，长期从事英文稿件的编辑加工，在中国外文翻译出版和对外传播领域耕耘了60多年。

我和老沙的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是1977年。当时“四人帮”已经粉碎，但是“五七干校”还在办，我和老沙就这样在河北固安不期而遇了。那时的干校里集中了一批外文局对外传播的专家学者，其中不乏早年的归国华侨，唯一的一位外裔专家，就是沙博理。劳动之余，我们常常聚在一起探讨中国的对外传播，谈的最多的是对外翻译。那时我刚从英国留学回来，一方面对传播中国充满激情，又不知天高地厚，另一方面跟老沙等大师专家“同吃、同住、同劳动”，关系熟了，说起话来无所顾忌。一次，我口出狂言，说我们不应该满足于翻译中文图书，而是改为直接用英文撰写，更能满足外宣的需求。在场的中国同事碍于情面，都沉默不语，只有老沙严肃又亲切地对我说：“年轻人，不要口气太大。你还不了解外宣的真谛。你先要做好翻译，用英文写书难度要大得多。什么时候能用英文写书，要看你今后的发展了。”那一刻，我真正感到了老沙待人诚恳，对年轻人呵护有加。他的话让我头脑冷静起来，踏实下来，从此开始心甘情愿地从最基础的对外翻译和出版环节做起，从生疏到熟练，乐此不疲一做就是30多年。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一天，老沙径直来到我在外文出版社的办公室，说：“小黄，我写了一本书，是纪念马海德生平的。你帮我出版。”就这样，我们开始了传记性图书的出版工作。从此，我跟他的接触也更加频繁。我发现，他本人就是从翻译做起，在完成了数十部书稿的翻译之后，才更多地转为通过写作传播中国，而且一发不可收拾。暂不计他为报刊杂志撰写的各种文章，仅用英文撰写的图书，题材就十分广阔，从人物传记到经济改革，从中国古代刑法到中国的犹太移民。在他家里，我看到什么叫物理意义上的著作等身。他翻译过的作品和撰写的著作摆满家中的书架，如果摞在一起，远远超过他个人的身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他的特殊经历和国际背景，他撰写的每一部作品都在多个国家出版。毫不夸张地说，他是最早走出去的中国籍作家之一。

当然，作为一位老翻译家，他转入写作后也没有停下翻译的脚步。有一段时间，他常打电话询问，甚至把我叫到他家，了解“文革”当中的一些提法和事件。我猜想，他可能是在从事有关“文革”题材的作品。果然，后来他告诉我，他正在翻译邓榕撰写的《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该书英文版2003年出版，这大概是他翻译的最后一部图书。

几十年来，老沙先是在外文出版社和《中国文学》杂志社，后来在《人民画报》社从事英文译文的润色工作。他的字斟句酌避免了中国出版物里出现中式英文，保证了中国对外宣传的语言质量。

无论是作为翻译家，还是作家，还是出版家，沙博理为传播中国做出了罕见的成就。今年，中国文化走出去面临着难得的国际机遇。人们常说，缺少高级对外翻译人才已经成为制约中国文化传播的一个瓶颈。的确，中国的国际舞台大大拓宽了，但是愿意默默无闻从事对外翻译的人员队伍显得特别弱小，更加缺少像沙博理这样的一代宗师性人物。此情此景，老沙的一生显得更加辉煌，他的贡献更加崇高。

老沙是学者，但不是学究。他做事专注，但是视野开阔，作品题材内容广阔。他说话直率，但是口气永远亲切温和。如同他一口流利的京腔总多少带有一股特殊的“沙式”腔调，他凝聚了中美两国的文化基因。他兴趣广泛，幽默睿智，豁达乐观，坦诚直率。他喜欢西方古典音乐，是我认识的老年同事中最早使用互联网的。上个世纪90年代，他已经70多岁了，还喜欢骑着摩托穿街走巷，善于发现京城西餐美食。

上个世纪80年代，一次领导派我去他家送稿件请他审阅。老沙戴着眼镜，正在大玻璃窗前焊接收音机里的电线。见我来了，老沙说：正好你来了，我看不清楚，你帮我焊吧。说实话，在那天之前，我从来没有焊接过电线。可是，看到老沙需要帮助，我又不能推脱。结果因为我技术不过关，电线是焊接上了，却把收音机后面的塑料壳子烫了一个大道子。那时的收音机可是贵重物品，闯了祸，我不敢告诉他，他也从没有提出过此事。不知道他是真没有发现，还是心胸大度，放了我一马。

曾经一度我经常给别人转述针砭时弊的美国幽默笑话。人家问我，从哪里收集来的，现在可以揭秘了，那些笑话的一个主要来源就是老沙发给我的电子邮件。一个人的生命力和兴趣体现在很多方面，是否对美食有兴趣就是检验方法之一。

随着老沙年事增高，我跟同事说，老沙是我们的国宝，每年他的生日不一定追求隆重而一定要温馨。每年一到12月，我们就问老沙喜欢到哪里吃生日宴，喜欢吃什么。曾经一度，老沙爽快地做出选择，有时候就是他在报纸上发现的北京的某个西餐店。每到聚餐的时候，总是笑声不断，其乐融融。高兴的是他，宽慰的是我们。随着时间的消逝，这种快乐时光越来越少。再后来，突然一天，他给朋友们统发了一封邮件，说因为眼睛老花，从此不再通过电子邮件跟大家保持联系。现在又传来他永远离开人世的噩耗。然而，深深印刻在我脑海里的是老沙书架上那一部部的鸿篇巨著，反复闪现在眼前的是他慈祥又带幽默的笑容，不断回荡在耳边的是他那爽朗的笑声。多少年来，我们两人一见面总以“young man”（年轻人）互称。在我心中老沙青春永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