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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阵冯唐译本《飞鸟集》下架的消息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出版圈翻译圈各方激烈讨论。面对冯唐个性化十足，荷尔蒙爆棚的翻译方式，众多小伙伴表示不能接受，而反对的声音中最统一的观点是冯唐译版过于突出自我，几乎重新创作出了一版冯氏《飞鸟集》。

　　那么，翻译在整个出版链条中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是照搬原著吗？需要进行艺术加工吗？有没有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标准？我们来看看翻译大家许渊冲在接受《光明日报》采访时表达的看法~

　　道理是可以知道的，但并不一定是你知道的道理。东西都有个名字，但是名字并不就等于这个东西。翻译可以翻译，但并不是说译文就等于原文。而且原文也是翻译，是作者对现实的翻译。

——许渊冲

　　作为和傅雷、钱锺书同时代的资深翻译家，许渊冲已经出版了120 多本译作和翻译理论，涵盖中英、英中、中法、法中4种类型，他翻译《楚辞》、《诗经》、《西厢记》、《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等经典，被誉为“20 世纪下半叶中国典籍翻译历史上的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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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年前，翻译界掀起了一场关于《红与黑》译本的论战。上海《文汇读书周报》把译本分为“等值”和“再创造”两类。当时有学者在香港翻译会议上说：“‘等值’类指译文句子结构与原文形式比较贴近，并较准确传达原文的意义。‘再创造’指译者对原文的形式与结构进行了艺术变动。译文中注进了译者的个性。读者选择的结果如下：选择‘等值’类的占78.3%，选择‘再创造’类的占21.7%。说明喜欢‘等值’的读者占大多数。”把译文分成“等值”和“再创造”两类对吗？“等值”的译文不需要再创造吗？“再创造”的译文不等值吗？这都需要举例研究。我们先来比较《红与黑》第一章第一句的两类译文：

　　①（等值）维里埃尔（Verriere）这座小城可以算是弗朗什—孔泰那些美丽的城市中的一座。

　　②（再创）玻璃市算得是方施—孔特地区山清水秀、小巧玲珑的一座小城。

　　第一种译文的“维里埃尔”完全是音译，但原文前半分明是玻璃的意思，所以第二种译成“玻璃市”，比起音译来，哪种译文和原文更等值呢？音译没有传达任何意义，要说等值，恐怕远远比不上再创的译文吧。第一种译文说“美丽的城市”给人的印象是城市的建筑美丽，并不包括山水在内，但是《红与黑》第一章同一段接着就描写玻璃市的山水，而且原文分明说的是“最美丽”，这就可以包括山水在内，可见第一种译文翻译的只是一句之内的字，而不是全段之内的“意”。至于“小巧玲珑”，1950年我三次走过法国和瑞士的边境，发现那里的小城真是“小巧玲珑”，所以这个再创的译文不但是译了原文的字，而且译出了原文的“意”，使读者更了解原文的内容和形式。这种译文比起第一种来，哪种更和原文等值呢？恐怕第一种只是形式上等值，而第二种才是内容上等值吧。

　　也许一个例子不够，我们再看第二例吧。两种译文分别是；

　　①（等值）我喜欢树荫。

　　②（再创）大树底下好乘凉。

　　有学者认为第一种译文“句子结构与原文形式比较贴近”，但有没有准确传达原文的意义呢？笔者认为没有，因为原文上下文中，市长高傲地把自己比作大树，他说“喜欢树荫”，正是因为他这棵大树底下好乘凉。所以第二种译文其实更传达了作者的原意。

　　这场关于《红与黑》翻译的论战给翻译界留下很大影响。随后几十年间，形式上对等的翻译理论一度流行，如社会科学院有学者提出“形似而后神似”论，北京大学有学者提出“最佳近似度”，复旦大学有学者提出“紧身衣”译论等，多是西方对等译论在中国的延续，但真正等值的创译论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其实，西方翻译界提出对等译论，因为西方语文如英、法、德、意、西等，据电子计算机统计，约有90%可以对等。而中国语文和西方语文不同，据电子计算机统计，只有不到50%的语汇可以对等。那不对等的一半怎么办呢？朱光潜、钱钟书二位的答案是：“艺之至者，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联系到翻译的艺术上来，就是说：文学翻译的最高原则是要发挥译者的主观能动性，运用最好的译语表达方式，而又不违背原文的内容。西方的对等论只要求“不逾矩”：是低标准；中国译论要求“从心所欲”，是高标准。

　　下面举个例子说明。毛泽东的《念奴娇?昆仑》气势雄伟，“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三个“一截”，英美译本、北大出版社译本都译成piece，不能表达原词的雄伟气势。中国翻译公司却译成：

　　I’d give to Europe your crest.（山峰或顶部）

　　And to America your breast.（山腰或中部）

　　And leave in the Orient the rest.（山脚或余部）

　　这才能表达原文世界大同的理想，传达原文的意美；译文有韵，传达了原文的音美；译文整齐，传达了原文的形美。

　　再举一个例子，毛泽东《为女民兵题照》中的名句：“不爱红装爱武装。”美国诗人恩格尔和他夫人聂华苓的译文是：

　　They like uniforms, not gay dresses．（她们喜欢军装，不喜欢花哨的衣服。）

　　这是相当典型的西方对等译文，也符合中国“形似而后神似”的要求。但这些都是形式上的对等，内容上是不是对等呢？原诗形式上的“武装”在内容上表示的却是英雄主义。富有意美；“爱”，和“不爱”有重复的音美；“红装”和“武装”有对仗的形美。原文的“三美”在对等派的译文中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这怎么能算等值的译文呢？那么，中国学派的译文又是怎样传达原文“三美”的？我们看看中国翻译公司的译文：

　　To face the powder and not to powder the face.

　　（她们）敢于面对硝烟，不爱涂脂抹粉。

　　敢于面对硝烟。表现了女民兵的英雄主义，这是意美；英文face当名词是“面孔”，当动词却是“面对”；powder当名词是粉或炸药，当动词却是抹粉。“面孔”和“面对”在英文是同一个词face，“抹粉”和“炸药”也是同一个词powder，所以译文也有重复的音美；“面对硝烟”（face the powder）和“涂脂抹粉”（powder the face）的译文对称，又有对仗的形美。这样译文就传达原文的“三美”了。这就是中国学派“从心所欲不逾矩”的一个例子。到底什么是好的翻译，怎样的翻译更有利于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读者从上述例子中可以得出自己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