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兆武,著名历史学家、翻译家,1921年生于北京,1939年至1946年就读于西南联大,曾长期任职于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前身为中国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所)。1986年后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长期从事史学理论、中西文化交流及西方现代思想史研究。
2016年12月22日,何兆武先生在家中接受了中国网记者的专访。谈起旧时往事,95岁高龄的何老难得提起了聊天的兴致。(中国网 李潇/文 陈博渊/图)
何兆武先生开始与翻译结缘是在上大学的时候,最初的目的是“为了搞一点外快”。他翻译的第一本书是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他称之为“资产阶级自由论的圣经”。后来为了生计,也是兴趣使然,他又陆续翻译了大大小小20多本书。[中国网 陈博渊 摄]
何兆武先生回忆道,那时候同学们每个人都要找一点兼职赚外快。做翻译、到中学教书、去报馆兼差……报馆都是在晚上工作,干完活儿第二天还可以上课。“那是打仗的时候,穷得要命,所以译出一本书来,这一学期的生活费用就有了着落。”[中国网 陈博渊 摄]
何兆武先生称,做翻译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翻译过以后,自己对原著的理解也确实能够提高一些。“因为只是看书的时候,这句话半懂不懂也就过去了;可你要是做翻译,你不能把这个句子删掉啊,所以要比较深刻地了解,一定要懂得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样就等于通过翻译自己学习。”[中国网 陈博渊 摄]
何兆武先生与西南联大的渊源很深,爱人、两个姐姐、一个妹妹都是这个学校的。他在西南联大做了7年学生,度过了美好的时光。在他口述的《上学记》一书中,也记录了这段往事。[中国网 陈博渊 摄]
“我当时没有参加任何政治组织。很多同学都是很热诚的,有参加三青团的(三民主义青年团),属于国民党那部分;也有参加民主党派的;还有参加共产党的,当然那是隐蔽的,不过大家大概都知道一点儿。但是我觉得自己没有那个水平去搞政治活动,不知道到底他们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能相信还是不能相信,所以我一个都没参加。我有些很熟的朋友也是参加了组织的,平日生活中相处得都很好,不过他们有左派的,也有右派的,彼此之间也会有矛盾、有冲突。当然大家都是一致抗日的。”图为《上学记》中收录的何兆武先生青年时期的照片。[中国网 陈博渊 摄]
“日本飞机天天来炸,所以我们天天跑警报。比如说,到了上午10点钟,就拉警报了,说日本飞机已经起飞了,大概半个小时就可以飞到昆明上空。那时候年轻,半个小时可以跑出十里地去,就跑到郊外——山洞里、阴沟里,跑去躲着;他们走了再回来上课。几乎每天都有。当然也遇到过危险,有的同学就炸死了。”[中国网 陈博渊 摄]
何兆武先生回忆起西南联大时期的一位恩师——张奚若先生。“张先生是政治系主任,我上过他两年课。我是历史系的学生,没有必要上政治系的课;可是我觉得听他讲课很有意思,就跑去听了。那个时候也有这个好处,就是非常自由,像我是历史系的学生,跑去听政治系的课,也没有人干涉。”图为何兆武先生收藏的《张奚若文集》。[中国网 陈博渊 摄]
“我们做学生的时候,张先生指定了《共产党宣言》是必读书目,而且读完要考试的。那时候还是国民党统治的时期,可是马克思的著作我们拿来看也觉得很有兴趣,开阔了自己的眼界。”解放后,张奚若先生曾经担任新中国第二任教育部部长。图为何兆武先生家中书架上的《资本论》。[中国网 陈博渊 摄]
何兆武先生在西南联大求学的7年中,先后读了土木、历史、哲学和外文4个专业。他说:“求学的话应该面要宽广一点儿,不能太窄了。太窄了,你就看不见全貌。比如说,你是中国人,当然要知道中国的历史;可是,如果你整个世界历史都不知道的话,你这中国历史了解得也不深刻。”[中国网 陈博渊 摄]
何兆武先生家中的书架上,堆满了关于历史的书籍,有中文的,也有外文的。他说自己对历史有兴趣,否则也不会干这一行。“无论什么工作,你一定要有兴趣才好。没有兴趣,硬着头皮去干,那实在没有意思。”[中国网 陈博渊 摄]
而关于外语,何兆武先生认为语言是一种工具,每个人都得学。“没有一个文盲,他不认识字,就能够有很丰富的知识的。”至于如何学好外语,何兆武先生的建议是:大量广泛地阅读。“开始学的时候当然有困难,你看的多了,困难自然就少了。我们做学生的时候还要规定,比如你这个学期要看10本小说,看多了你自然就可以慢慢看懂。”[中国网 陈博渊 摄]
何兆武先生年轻时喜欢看电影;他最喜欢的影星是英格丽•褒曼(Ingrid Bergman),曾经看过十几部她出演的片子。这个爱好对语言学习也很有帮助。“那时候,电影院放映的大部分是好莱坞电影,都是英文的。看电影也不贵,大概一两毛钱看一次。你每个月看一次电影,看上一年,看了十几部,大致就都可以听懂了。这就好比你到上海,开头不懂上海话,住个一年两年,你也会了。”[中国网 陈博渊 摄]
何兆武先生著作等身,他的论著先后结集为《历史与历史学》、《历史理性批判论集》、《中西文化交流史论》等;此外,他还译有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帕斯卡尔的《思想录》、康德的《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罗素的《西方哲学史》等。[中国网 陈博渊 摄]
何兆武先生后来在学校里教授世界史,同时开始翻译一些相关的西方学术著作。他翻译的时候,最想传达的是作者对于过去历史的看法。“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它的历史,你要是一点儿都不知道,我觉得就是个缺欠。外国史也是人类历史的一部分,而历史的东西是有价值的。”[中国网 陈博渊 摄]
何兆武先生说,自己的译作基本都是关于思想史方面的,这是他的兴趣所在。“因为书太多了,不能都翻,只能挑着你感觉有兴趣的翻译。感兴趣的,工作质量就好一点;不感兴趣的硬要你干,干着没有趣味的事情,质量不高。因为要想翻译质量高,一定要你钻进去;对它没兴趣,就不会用心。”2015年4月20日,中国翻译协会向何兆武先生颁发了“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中国网 陈博渊 摄]
何兆武先生建议年轻的翻译工作者们,要培养兴趣,勤加练习。“什么东西都要实践,自己去体会;做翻译也要自己练习。找两本感兴趣的书自己练着翻,翻多了积累了经验,就比较省事了。”图为《何兆武先生获“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的剪报。[中国网 陈博渊 摄]
现在因为身体原因,何兆武先生已经不再工作了。他自嘲:“我今年快96了,这个岁数活不下去了。即使活到一百岁,那也不算真正地活,真正想干点儿什么事那干不了了。”然而即使终日卧床,他的床铺边也常年放着几摞书,偶尔还是会出于兴趣翻一翻。图为何兆武先生一天的作息表。[中国网 陈博渊 摄]
何兆武先生卧室的窗台上摆着家人的照片,正对着他的书桌。那张黑白照片上的是他已经去世的爱人。[中国网 陈博渊 摄]
采访结束后,何兆武先生坚持起身亲自将我们送到门口。[中国网 陈博渊 摄]
转载自: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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